郑振铎一家（左起为女儿郑小箴、郑振铎、郑母郭宝娟、妻子高君箴、儿子郑尔康）。
传世家风：书生报国的精神图景
面对家中满墙藏书，郑源被问及是否还有祖传老物件。他的回答清晰而肯定：“没有，全都捐了。”
作为现代著名爱国主义社会活动家、文学家、收藏家郑振铎唯一的嫡孙，以及郑振铎研究会的顾问，郑源近日与夫人王菁一同前往南京图书馆，观看“书生报国 文脉薪传——文献保存同志会搜救珍籍选展”。戴上专用手套，他轻轻摩挲着一册册古籍。这些珍本通过郑振铎等爱国学者的舍身护佑，于七十多年前辗转入馆。“亲眼见到祖父当年为之奔走、最终得以保全并入藏国家的珍贵古籍，内心倍感温暖。”
这只是郑振铎为国家抢救文献的一部分。抢救图书的组织成立后，他便停止了个人收藏。而他原有的个人私藏，也悉数捐赠国家——新中国成立后，郑振铎将平生所藏657件汉、魏、隋、唐的陶俑等文物，全部赠予国家。1958年郑振铎因空难逝世后，妻子儿女又把他近10万册私人藏书毫无保留地捐献给国家。
展开剩余83%任职国家文物局局长时，郑振铎立下一条规矩：搞文物和考古的人，本人不能再搞收藏。这一当时不成文的规矩，后来成为了文物工作者的从业守则之一。
除了一套住宅，郑振铎还给子孙留下了什么？“只有精神财富，”郑源说，“可几辈人都享用不完。”
郑振铎和妻子高君箴。
愚公移山：战火中的文明守护大御优配
在不满六十年的生命中，郑振铎为民族文化学术事业做出众多贡献。他是中国民主促进会主要创始人之一；在文学上著述等身，涉猎广泛；在翻译领域，他译介的泰戈尔《飞鸟集》《新月集》成为百年来的必读书目。作家端木蕻良曾评价道：“中国要是有所谓‘百科全书’派的话，那么，西谛先生（郑振铎）就是最卓越的一个。”
郑振铎的收藏活动与他的创作编译事业同时开始。1921年他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，嗜书成癖，常流连于旧书店与古玩店。对古籍的热爱始于中学，虽家道中落，他常借书抄录。
战争的破坏促使他真正发心保护民族文化遗产。1931年“一·二八事变”中，他存放于商务印书馆的2万余册古籍被毁；1937年“八·一三事变”，寄存于开明书店的1万余册古籍再遭战火。所藏陶俑也大多损毁遗失，唯有一件青白釉胡人牵马俑幸存。他最痛心的是一尊唐三彩大马，“此后再没有过如此精美的物件。”
“楼被炸掉可以再盖，工程毁坏还能重建，古董和文献一旦损失，死而不能复生。”郑振铎决定全力抢救。上海沦陷后，许多友人内迁，他却选择留下，耗费巨资搜救古籍，甚至导致家庭经济紧张。郑源从长辈口中得知：“我奶奶是大家闺秀，也不免有些怨言。”
在为国家争购的典籍中，有一套《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》。郑源指出，“这是郑振铎毕生抢救的古籍中最重要的一套。”因其收录242种杂剧，其中135种为孤本。1938年，得知此书流散于市，他急忙申请购书定金，却已被他人买走，价格飙升至万元。郑振铎认为：“就算是万金那也是值得的，它不能用金钱来衡量。”他之所以坚持要把它买下来，是怕它流落到国外。他多方求助，最终由暨南大学垫付了这笔巨款。
1939年的一本郑振铎日记详细记载了购书的艰辛。“靠他个人的力量，毕竟杯水车薪。”
郑源说。面对包括伪满的华北交通公司、日本军政府、美国国会图书馆及哈佛研究学社等竞争对手，郑振铎开始致电重庆当局请求拨款。
1940年初，郑振铎和张寿镛、何炳松、张元济、张凤举在上海秘密成立“文献保存同志会”。此后两年，他们抢救珍本近5万册，其中善本古籍3800余种。这些典籍在战火中分藏各地，部分曾被掠至日本，但新中国成立后经追索全部收回。郑源解释道，追索的关键证据正是郑振铎的习惯：“每收到一本书，他都要进行编目，详细记录书的年代、版本、尺寸，书里印有多少枚章。”
这批抢救的珍籍，现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、南京图书馆和台北国家图书馆，“没有一本丢在故土之外。”后来捐赠给故宫的657件文物，多是1947年后购得。面对高价，郑振铎以愚公移山的精神，依靠稿费和借贷逐步购藏。“他只能不断地写书，不断编辑和出版图书，就靠这些稿费，还有东借西凑。”郑源说。
1958年11月，郑振铎妻子高君箴及家人将郑振铎全部藏书捐献给国家，文化部给他们颁发了《褒奖状》。
2020年7月，郑源和夫人王菁为藏区儿童捐赠图书所获证书。摄影｜王琦
四代传承：精神图腾与家族使命
1958年郑振铎罹难，未留遗嘱。夫人高君箴、女儿郑小箴和儿子郑尔康依据他生前所言——“没有一本是属于我们家人的，这些书属于国家”，决定将全部藏书捐献。
如今有人问及这些藏书的价值，郑源坦言：“‘10万册旧书放到现在，几十亿都有了；657件文物的估价也是数以亿计。’但祖父收藏是为与民共赏，供大家研究。家中几代人同祖父看问题的角度是一样的。”
这种价值观的传承也受祖母高君箴家族影响。其父高梦旦是著名教育家，设立奖学金资助过钱伟长等科学家；其姐高君韦的纪念奖金也曾资助过华罗庚弟子等人的研究。
郑振铎之子郑尔康退休后致力于整理父亲著述，并写下传记《石榴又红了》。2003年，他将一套传了四代的明代红木家具无偿捐赠给祖籍长乐的博物馆。在他的遗嘱里，首要一条是将其父遗物归公。妻子朱明磊照办，将其存于温州郑振铎纪念馆。
2012年郑尔康去世后，郑源决定不再经商，全心整理祖父文化遗产。他认为这是家族责任，也是为了“对历史负责”。面对市场上可能出现的不实手稿或照片，郑源坚持：“许多物品只消家人看上一眼，真伪立辨。但凡遇到，郑源一定要指出对错，这不仅是对祖辈负责，也是对历史真实性的保护。”
郑源常以实际行动延续祖父精神，如支持百年书店“文学山房”，并向偏远地区儿童捐赠图书。“毕竟爷爷是中国儿童文学奠基人之一。”
郑源。摄影｜王琦
传承已至第四代。郑源之子郑炜昊在美国学习研究后，于疫情期间决定回国，加入了商务印书馆。问及影响最大的人，郑源和郑炜昊都表示是郑振铎。郑源说，虽未见过祖父，但自幼受其友辈家庭熏陶。郑炜昊则说：“太爷爷是我们家图腾式的存在。”
回国后，郑炜昊策划了“生如夏花”郑振铎纪念展。筹备时，他如同曾祖父当年一样面临资金困境，“同为一介书生，自己的腰包不足以办展，他也是东拼西凑，最后在各方的资助下，终于得以完成。”在他看来，这不仅是为了家族。“文化的力量应当被人们铭记，它能带给人信心。”郑炜昊说，“中华民族从来就有书生报国的意气，这是我能做的。”
来源 | 中国慈善家杂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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